需求引致创新这一理论虽然得到普遍认可，但鲜有微观实证考察市场需求与企业创新的因果关系。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体制变革和市场经济改革等制度冲击促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提高和贫富分化，从而导致消费需求的结构性升级，这一发展契机为需求引致创新理论的实证检验提供了绝佳的自然实验。本文通过中国城镇居民收支调查数据构造家电消费的市场规模变量，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相关行业进行匹配，检验了1996—2009年中国家电行业市场规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电市场规模的扩大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提高。企业创新与产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处于产业萌芽成长期的企业创新对市场规模的反应非常敏锐，而处于产业停滞衰退期的企业市场规模带来的收益反而削弱了其创新动力。市场需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和超前性，过去的市场需求有利于提升当期的创新投入，而未来可预见的市场需求既有效促进了创新投入的提高，也提升了企业的创新产出。本文的研究为需求引致创新理论提供了实证检验，挖掘了其微观影响机制，为总需求管理中的创新支持政策制定提供了事实依据。
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但如何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一直是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大难题。近年来，中国庞大且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已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市场需求决定了供给端创新的活力和基本方向。但是，国内供需结构性失调的问题严重，如何有效发挥需求侧的重要引导作用，引导企业创新和供给升级，是当前推动中国经济达到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需求引致创新”的概念由来已久，理论模型也已经相对完善，但在实证研究方面还远远不足。国外学者的若干研究证明了“需求引致创新”在医药行业是适用的（Acemoglu和Linn，2004）[1]，但对于更广泛意义上的制造业还未能涉及。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较好地把握了市场规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范红忠，2007）[2]。但在实证研究上，现有较为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视角，一是宏观层面构造内生增长模型考察国家创新能力（沈凌和田国强，2009）[3]；二是微观层面检验的“出口学习效应”（胡翠等，2015）[4]，但均未能很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也忽视了国内产业发展的特色，无法揭示微观企业的创新动机。而产业经济学中的大量文献表明，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是促进本国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Murphy等，1989[5]；Klepper和Graddy，1990[6]；Matsuyama，2002[7]），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工业化证明了此论述。因此，若能利用合适的微观数据和研究方法进行相关实证研究，将是对现有文献的较好补充。
基于此，本文利用更广泛意义上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匹配全国性的居民消费数据，以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家电行业为研究对象，考察国内家电市场规模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这一研究的出发点在于：第一，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中产阶级崛起和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的需求结构变化，主要源自社会体制变革和市场经济改革等一系列外生的制度性冲击，这为需求引致创新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绝佳的自然实验，很大程度上减弱了需求和创新的内生性问题。第二，中国家电行业的发展在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具有成功的典型意义。中国的家电行业起步于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技术引进、加速扩张、技术创新，直到当前成为世界领先的家电工业大国，且已有研究指出中国家电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庞大的国内市场提供的发展潜力（江小涓，2015）[8]。
本文的具体研究设计如下：首先，参考Acemoglu和Linn（2004）[1]构造“需求引致创新”的微观理论模型；其次，利用中国城镇居民的收支调查数据构造了各类家电的市场规模作为需求代理变量，通过工业企业数据构造创新投入和产出作为主要被解释变量；接着，给出了市场规模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基本结果，考察了不同产业发展阶段的市场需求的异质性；最后为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并探讨影响机制，进一步构造了滞后市场规模、超前市场规模、潜在市场规模变量作为市场规模的不同衡量方式进行检验，并考察了政府补贴和外需出口对本文基本结论的干扰。
相比于已有的研究，本文的创新性和意义体现在：第一，本文是“需求引致创新”相关研究中少数采用微观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国内外类似研究还较少，从中国这一大国视角验证需求对创新的引导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二，本文充分利用样本量大、周期长、变量多的数据优势，结合产业发展阶段、市场集中度、政府作用、外需冲击等进行了“需求引致创新”影响机制的细化探讨，在基本结论严谨可靠的基础上，得到了较为完整的微观影响机制的综合结论。第三，本文的研究为当前中国新型总需求管理中的创新支持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实证研究支持，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2
文献回顾
关于企业创新的动力来源，学术界存在“技术推动说”和“需求拉动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创新是经济体系之外的科学家知识进步和技术发明引起的，被称为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技术推动说”。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需求拉动说”开始兴起（Schmookler，1962[9]；Habakkuk，1962[10]；Griliches和Schmookler，1963[11]），企业的盈利动机被认为是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各类技术的变革则体现出更多的需求端的指向性，Acemoglu（1998[12]；2002[13]）称之为“指向性的技术创新”。到了21世纪，“需求引致创新”的理论拓展到微观层面，Foellmi和Zweimüller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指出需求对创新的引导作用取决于收入分配结构，由于消费者的偏好是异质性的，企业会不断地进行创新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高收入消费者购买新型产品，低收入消费者购买必需品，进而随着整体收入增加与收入分配结构变迁，推动了相关产品市场规模的扩大、产品多元化和质量的提升，即促进了企业生产创新（Zweimüller，2000[14]；Foellmi和Zweimüller，2006[15]，2008[16]）。
虽然“需求引致创新”的理念已得到普遍认可，并且在理论模型上得到证实，但是相关实证研究还较少。早期的研究仅仅表明市场规模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Griliches，1957[17]；Pakes和Schankerman，1984[18]；Klenow，1996[19]），并没有从实证角度证明两者的因果关系。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代表作是Acemoglu和Linn（2004）[1]的研究，他们从美国医药业的角度，利用“婴儿潮”导致的人口结构变化作为外生的市场规模冲击，考察市场规模扩大对新药发明的影响，发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进而Blume-Kohout和Sood（2013）[20]、Dubois等（2015）[21]通过新的工具变量和研究方法也验证了市场规模扩大对医药研发的促进作用。这些研究均以医药行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是医药行业的市场规模可以依据人口结构变化、医保政策等外生冲击模拟自然实验，得到较为可靠的研究结论。此外，Boppart和Franziska（2012）[22]根据美国1977—2007年各类最终消费的结构性变化作为各行业市场规模的外生冲击，考察市场规模对行业TFP增长率的影响，发现相应行业市场规模1%的提高可促其TFP增长率提高0.25%，证明市场规模对其他行业的创新也存在促进作用。
国内类似主题的严谨的实证研究还较少，相关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收入分配视角考察有效需求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二是从外需视角考察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收入分配视角，范红忠（2007）[2]检验了不同国家的GDP和基尼系数对该国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提高有利于研发投入和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但收入差距扩大可能会损害一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康志勇和张杰（2008）[23]在前者的研究框架的基础上，补充了市场分割、人力资本、政策变量等控制变量，进一步验证了有效需求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沈凌和田国强（2009）[3]构造了一个基于二元结构（城市和农村）的两部门（消费者和厂商）的需求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贫富差距会影响创新活动和经济增长，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低收入群体的人口比重对创新的影响有所不同。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出口学习效应”，胡翠等（2015）[4]和史青等（2017）[24]的研究表明，出口企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和更丰富的技术来源渠道，从而有动力提高其创新能力。
此外，近年来与中国居民收入提升相伴的消费升级过程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石明明等，2019[25]；刘向东和米壮，2020[26]）。然而，消费升级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制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广泛存在，阻碍了大规模消费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限制了高质量产品的生产能力，导致我国消费者的中高端需求外溢。而这种供需两端的不匹配、有效需求的不足可能成为限制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原因（陈昆亭和周炎，2020）[27]。因此宏观政策研究更需要将总需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相结合（金碚，2016）[28]，研究新型的总需求管理方案，有效发挥国内大市场的作用，通过需求侧的刺激政策来引导市场方向、降低企业的创新风险，从而突破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是对已有的“需求引致创新”理论的验证，相比于国内外的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并且能较好地与当前的政策研究热点相呼应，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
